金炳亮访谈:出版人得多读书、爱读书、像个读书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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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炳亮访谈:出版人得多读书、爱读书、像个读书人

2019-01-09 06:35:31   来源:http://www.onjinghu.com   【

  中山大学历史系的教育背景,从事出版行业近30年的职业经历,兼具出版人和历史学者的双重身份,使金炳亮比旁人更能切近王云五的精神和内心世界,也让读者看到了一个更加生动、立体、全面、客观的出版家王云五。而对于普通读者来说,无论是研究中国近代出版行业史,还是探究出版乃至文化企业管理之道,该书都不失为一本难得的学术著作。

  但出版行业虽小,它对社会、对世道人心的影响却很大,这不是金钱可以衡量的,这也是大多数国家都大力扶持出版产业的原因。所以,出版企业更应该追求的,是多出版几本能够留得下来、传的下去的好书。

  研究人物,要尽可能多地占有史料、文献,结合自己的阅历、经历和研究方法,努力进入人物的内心世界,找到一些共同的东西。只有这样带情感的研究,写出来的东西才会比较好看。

  我平时爱做点研究。(上世纪)90年代开始,我一直将很多业余时间用于出版史方面的研究,王云五就在这个时候进入我的视野。2006年我写了《文化奇人王云五》,之后这十几年一直着意收集这方面的史料、文献。

  王云五在这方面贡献很大。民国时代与现今最大的区别是文盲很多、读书人少,但文化、教育已经开始慢慢下移。王云五以敏锐的商业嗅觉抓住了这个变化和背后的商机,通过降低材料、人工等成本,出版大量廉价的书籍去满足这些新兴的社会需求。

  时代财经:王云五对商务印书馆的发展起到了怎样的作用?

  时代财经:您的历史专业学科背景对您这次写作有何助益?

  近年来,出版界有一种奇怪的现象,“书生气”做不了领导,某些出版社领导甚至以“匪气”为荣。一些地方在选拔出版社领导时,“多读书、爱读书”不再是一个重要条件,而更看重经营管理能力、市场拓展能力。

  金炳亮:之所以大家还比较认可这本书、觉得还有点意思,我觉得与我本身是个出版人有关系。这本书既是写王云五,也是在写这个行业;既写的是历史,也写的是现在,因此读者很容易产生职业上、情感上的共鸣。

  现在看来,王云五在“科学管理”上的某些做法确实过于机械,也遇到了阻力和反弹;特别是编辑工作不太好量化,现在出版社也还受这个问题的困扰。但我觉得改革的方向是对的。编辑(文化)工作固然靠天马行空的奇思妙想,但文化单位的管理者还是要把工作尽可能地量化,不要靠拍脑袋。

  金炳亮:出版企业的社会责任,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。

  金炳亮,1989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历史系,2000-2001年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(UBC)访问学者。资深出版人,编审。曾获“全国新闻出版系统优秀中、青年专家”“广东省出版名家”等荣誉称号。业余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,在《中山大学学报》《史学月刊》《出版史研究》《中国出版》《中国编辑》《出版科学》等期刊发表论文三十余篇。

他小学没毕业,却做了胡适的英文老师,在台湾被尊为“博士之父”;他没有任何学历,但发明出风行全国数十年的四角号码检字法,为文化、知识的普及做出巨大贡献。他小学没毕业,却做了胡适的英文老师,在台湾被尊为“博士之父”;他没有任何学历,但发明出风行全国数十年的四角号码检字法,为文化、知识的普及做出巨大贡献。引入西方科学管理制度

他小学没毕业,却做了胡适的英文老师,在台湾被尊为“博士之父”;他没有任何学历,但发明出风行全国数十年的四角号码检字法,为文化、知识的普及做出巨大贡献。出版人的担当

他小学没毕业,却做了胡适的英文老师,在台湾被尊为“博士之父”;他没有任何学历,但发明出风行全国数十年的四角号码检字法,为文化、知识的普及做出巨大贡献。为什么是王云五?

  金炳亮:王云五在很长一段时期是个偶像式的人物。确实,从世俗角度看,他的人生是很成功的:没上过什么学,但成为文化大家、名家;出身底层,一步步走到社会的高层。他的成功,是典型的“草根逆袭”故事,特别励志。而且,他的成功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复制的,比如他的苦斗精神,强大的心理修复能力,接受新事物的敏锐,特别敢想敢干,凡事身体力行,等等。他小学没毕业,却做了胡适的英文老师,在台湾被尊为“博士之父”;他没有任何学历,但发明出风行全国数十年的四角号码检字法,为文化、知识的普及做出巨大贡献。

  前者是历史唯物主义,后者是历史唯心主义。两种历史观从理论上说比较容易区分,就是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、批判唯心主义,要“论从史出”,不能“以论代史”。

  时代财经:出版人怎么做才能更好地担当起社会责任?

  “新闻出版界尤其是做出版这一行的,应该都知道王云五,因为在前辈出版家里,他算是一个挺厉害的人物。” 对于资深出版人、编审金炳亮而言,王云五并不陌生。早在2006年,金炳亮就曾在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《文化奇人王云五》一书。之后,他对王云五继续进行了更为全面、系统的研究,历经数年写就了《苦斗与壮游:王云五评传》。

  时代财经:苦斗与壮游,您觉得王云五先生的“成功学”在当今社会有什么样的意义?

  金炳亮:王云五非常具有改革思维。他做商务印书馆总经理,知道这个企业出了哪些毛病,也能够对症下药。面对困难,他有动作、敢动作,敢于动真格。他也确实有管理能力。王云五所处的年代,大量的企业是传统的作坊式、家族式、家庭式管理,用西方的先进制度、先进理念去管理的企业非常少、非常欠缺。即便在现在看来,王云五的某些管理理念还是非常先进的。

  王云五天生就是个商人,“算盘打的精”,我认为将其称为出版商是没错的。我们要讨论的是,出版家和出版商是不是二元对立的?

  我认为对现代出版来说,出版商与出版家并不是对立的。因为出版学科属于传播学,现代出版业属于传媒产业的一个范畴,出版物卖得越多,传播越广,效益越好。出版产业具有天然的市场经济属性。

  比如他做编译所所长时,经过几个月的调查研究、思考,写出一份《改进编译所意见书》,这其实就是他的改革纲领,而不是“脚踩西瓜皮,滑倒哪算哪”。

  王云五于1888年出生于广东省中山市南朗镇泮沙村,以刻苦自学而纵横驰骋于商界、政界和学界,被誉为“有脚的百科全书”,一生充满传奇与争议。

  近日,时代财经专访了金炳亮先生,就王云五其人、本书写作历程进行了深入了解。而不管是书里还是书外,金炳亮先生对出版行业的熟捻与热爱溢于言表。也因此,其敏锐的观察对行业的发展亦不乏借鉴意义。

  金炳亮:本科教育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两种历史观,一种叫“论从史出”,即结论来自历史研究;另一种叫“以论代史”,就是先有结论,再去找各种史料来佐证。

  商务印书馆1897年创办于上海,至今已走过120余年,它的创立标志着中国现代出版业的开始。对商务印书馆的发展而言,王云五是除了创始人夏瑞芳、灵魂人物张元济之外最重要的人物。他的加入,让商务印书馆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步入发展的又一鼎盛时期。

  王云五晚年曾自况:“一生出版为主、教学次之,公务政务殆如客串。”但由于其政治上的选择,近几十年来中国大陆知道王云五的人并不太多。随着两岸坚冰逐渐打破,出版界和学术界开始重新注意到王云五。这位一生建树颇丰、亦很有争议性的出版人,也再次走入公众的视野。

  金炳亮:有一定关系。研究王云五的时候,我发现这个人做任何事情都有非常强的思维能力、改革意识。

  金炳亮:这本书是一本比较全面的王云五传记。我尽可能客观、中立地还原王云五的多面人生,而不是从意识形态、政治立场等方面去解读他这个人。

  时代财经:王云五大概在什么时候进入您的研究视野?

  时代财经:抗战时期,商务印书馆克服重重困难,坚持供应教材和其他出版物。您怎么看出版企业的社会责任?

  他出版经验粗浅,却被近代杰出出版家张元济青睐,出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,后又成为商务印书馆第五任总经理;他曾“打算专从事于研究和写作”,但又以无党无派的社会贤达身份转入政界,并官居国民政府经济部长、财政部长等要职。

  但在现实中,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并不容易,因为人们只愿意接受与自己观念相符的东西,这是人的本性。在写作的过程中,我会不断地提醒自己,尽量避免以论代史、避免更多观念的东西。怎么做到呢?就是尽可能多地掌握材料,努力研究事件、观点背后的原因,尽量还原事实。

  时代财经:继《文化奇人王云五》之后再写王云五,这次写作选择什么样的角度?

  王云五自己总结说,商务印书馆之所以能发展的那么快,尤其是抗战时期屡遭劫难还能生存下来并持续发展,原因就两点,第一是“老板主义”,第二是科学管理。“老板主义”就是说每个人都要负起责任,也就是发挥主人翁精神。科学管理现在看不算什么,那在20世纪30年代初是非常先进的,比如会计制度、目标管理、企业文化、人才引进和考核机制等等。

  一个纯粹的院校学者对王云五的研究,可能更多的是一种局外人的观察,而我可能更能贴近王云五的内心世界。比如写他做企业管理、进行出版改革的章节时,我的代入感特别强,会联想到自己的职业经历和感受,能够真实地体会他当时的心境。

  王云五做总经理时,商务印书馆很少出版言情、武侠、侦探类小说,因为他认为以商务印书馆的规模和品牌,没必要去赶那个热闹,什么赚钱的书都去做。这是他处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智慧。从企业发展战略来说,这也是差异化竞争。其实商务印书馆能做的很多书,其他出版社都没有实力做。

  他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后,深刻认识到商务最欠缺的是科学管理,要使得工作科学化、制度化、流程化,不能拍脑袋决策。因此,他去日本和欧美各国考察了半年,回来后宣布了2万余字的科学管理计划书。成为他管理商务印书馆的基本法。

  时代财经:您的从业经历对研究王云五有什么帮助?

  他小学没毕业,却做了胡适的英文老师,在台湾被尊为“博士之父”;他没有任何学历,但发明出风行全国数十年的四角号码检字法,为文化、知识的普及做出巨大贡献。

  在选人用人上,王云五曾说过:一个出版机构还是要读书人来组织。他选接班人的标准是:得是个读书人,得多读书,得像个读书人。

  时代财经:在您看来,王云五在管理上的做法,对现代的出版业和出版人来说有什么可取之处?

  现在文化领域、出版界还在争论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问题,我觉得这种争论意义不大,因为真的分不开。出版这个行业既是事业也是产业,肯定既要社会效益也要经济效益,这是不言而喻的。只不过文化行业对社会效益的追求较其他领域更为突出,因为它涉及人的心灵。

  金炳亮:这跟我从事出版工作有关。虽然王云五现在不太为人熟知,但新闻出版界尤其是做出版这一行的,应该都知道王云五,因为在前辈出版家里,他算是一个挺厉害的人物。

  金炳亮:出版人恒古不变的一个主题是:出更多的好书。首先得是好书,其次要出更多好书。怎么才能出更多的好书?在王云五看来,就是质量上去、品种上去、规模上去,而定价降下来。

  时代财经:说到王云五对商务印书馆的企业管理,你在书中着墨颇多,请问原因是什么?是否与您的职业经历有关?

  时代财经:后人对王云五的评价多是“出版商”而非“出版家”,多少有一些贬义,您怎么看对王云五的这个评价?

  著者简介

  他是文化奇人,也是失败政客;他“誉满天下、谤亦随之”。这个人生充满矛盾和传奇的人,就是王云五。

  金炳亮:无论哪个时代,只要企业是完全市场化的,在管理上就有一些基本的、规律性的东西是共通的,比如重视预算、科学决策、管理制度化等。

  无论怎样评说,王云五在出版界的成就和对中国教育、文化的贡献与影响,是无法抹杀的。 “在时光的流逝中,意识形态终将退去,而文化的意义会愈为突显,并将永存!”金炳亮在《苦斗与壮游:王云五评传》(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)的引言中写道。

  王云五降低成本的一个做法是出版丛书。鲁迅先生曾批评王云五编辑出版的丛书是“到处拼凑”,可是王云五解决了读者买不起书,读不到书的问题。编辑出版丛书不是王云五的发明,但从他开始,丛书变成一个潮流。丛书出版,迄今成为判断出版业是否繁荣的一个指标。

  出版行业其实很小,全国才570多家出版社。如果只算出版社,从业人员可能就十来万人。即便加上新华书店系统、民营出版商甚至电商,整个行业的市场容量也就一千个亿左右,而一家龙头房企的销售额都超三四千亿了。

  我想这可能是因为资本市场给出版业带来的变化。资本市场总是要求出版企业要做大做强,出更多的书、赚更多的钱。不过,中央已注意到这个现象,这两年十分强调社会效益,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,出书规模有所减缓。

  王云五是传统出版向现代出版转型的一个标志性人物。传统出版是面向精英阶层的,现代出版是面向大众的。它的标志是什么呢?就是老百姓(603883,股吧)真正买得起、读得懂。

  金炳亮:在传统的“士农工商”中,“商”排末尾、地位最低。改革开放以后,商人逐渐开始吃香,唯独“书商”一词,至今还带贬义。一提到“书商”,基本上会认为这个人惟利是图,为了挣钱什么书都敢出。

  当然这个并不太容易做到,因为做历史研究也有历史观,而历史观会影响对时代、人物、事件的判断,进而也会影响写作。我尽量写出一个真实、全面、多面的王云五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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